西门子能源首次获得光伏订单

如矿环连罚字[2018]5号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中的逾期不缴纳罚款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1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注意义务的客观化是进货查验义务标准的客观化，而不是将其直接等同于禁止销售不合格食品本身。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主观过错作为行政处罚有责性评价的要件主要为第二种样态，并且第136条是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具体化。

比如《食品安全法》就是通过（狭义的）处罚、没收、惩罚性赔偿等，共同达成防范和抵御食品安全风险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在行政处罚中满足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后（行为违反秩序），违法性（侵害法益）和有责性（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成立通常会比较容易。具体可参见:杨利敏:论我国行政处罚中的责任原则——兼论应受行政处罚的过失违法行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14-115页。那么，个案中的进货查验行为和制度化的进货查验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三）进货查验义务履行标准的客观化如果在主观责任的认定上关注行为人对意思自由的滥用，那么评价时采取的一定是行为人标准而不是一般人标准，[24]过错的认定需要逐案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履行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以及他是如何选择的。[28]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非常适合根据其能力及行为进行类型化。

《行政处罚法》的规则是单行法无特殊规定时主观过错要件适用的一般规则，法律的另行规定，则表明了立法者在特定领域中希望达到的治理目的，并通过主观过错要件的特殊适用来具体实现。将对于主观心理状态的非难，转化为客观的制度化义务要求，在遵循主观归责的同时，实现了责任评价的进一步客观化。[31]这主要是由于食用农产品在溯源上比一般食品困难，因此，相关规范对信息记录的义务设定了更高的标准。

[17]参见劳东燕: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53-54页。而当法所容许的风险被压缩到几乎为零，就将导致一种结果责任。比如根据食品类型，经营者销售的除了一般食品外，还有食用农产品。[32]参见《苏州市涉企免罚轻罚清单3.0版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23]参见注（19），终审判决书。此时，查验义务的履行与进货来源的供述，不仅是食品经营者责任认定的要件，还涉及上游供货商违法行为的进一步查处。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法中没有与刑法的法益相对应的概念，行政法规范往往是为了确保行政权的实施。[27]参见注（26），第143-144页。为了避免该违法行为的出现、提高遵守行为规范的能力，该法要求食品经营者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这是注意义务规范。法律为了保护法益免受侵害，要求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相对人未履行该义务，违反的是行为规范，而不是注意义务规范。

同时这也意味着规范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所能为之事，存在不同程度的期待。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的适用不是抽象地就《行政处罚法》的条款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而是要考察这一规范在具体的情境下是如何实现的。[3]但在具体如何贯彻责任主义的问题上，又有过错推定和严格的过错责任两种立场。法规范期待食品经营者在购销过程中，通过充分履行进货查验的注意义务，来避免采购不符合标准的食品，从而防止其流入市场。

[20]《食品安全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鉴于行政法与刑法在规范目的上的差异，对行政法填充规范进行甄别是必要的。

本案法院还区分了行为人在特定个案中的进货查验义务，和作为组织架构与经营制度的进货查验义务，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进货查验制度。因此，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还需要结合各行政领域的法律规范来具体解释。

[21]若森公司认为，其已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查验并留存了海关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与供货者的经营许可证，尽到了审慎的食品质量注意义务。样态三：无主观过错也不能免除制裁后果。[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认为，实施行政处罚要遵循违法行为构成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而就某些类型的行为人来说，应履行之义务除了个案中的注意义务之外，还包含制度性防范义务。在体系视野下，行政处罚的实施需要与其他措施相配合，主观过错要件的地位及适用方式也无法脱离这样的背景。[25]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国与奥地利刑法中责任概念的流变》，陈金林译，《刑事法评论》第28卷，第81页，转引自熊樟林: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证立，《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57页。

进货查验除了是防范采购不合格食品的措施外，还隶属于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对食品经营者而言，进货查验及其记录制度、销售记录制度等，均服务于食品可溯源的任务目标。另一方面也表明，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因而具有主观过错，既是行政处罚的责任评价要件，又是民事惩罚性赔偿的成立要件。

据此，在具体的行政领域中，通过限定适用语境、明确认定标准、解释规则逻辑，主观过错要件就能以一种相对客观化的方式得到适用。以此来解读《食品安全法》第136条，食品经营者之所以要受到制裁，不仅是因为在采购过程中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更是因为其没有按照规范期待通过进货查验来避免危害后果。

1.根据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制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的设定应根据行为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和实际能力，来予以具体化和定型化，这样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客观的行为标准。[35]与一般餐饮服务提供者相比，集中供餐单位在原料管理方面有更高要求，需要建立固定的供货渠道，以更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原料质量的稳定和安全。

规范责任论摆脱了对主观心理状态的探究，更多地立足于规范目的，是责任评价客观化的表现。相反，如果食品经营者全面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也无法避免采购不合格食品，这一危害后果就是行为人无法控制的，主观上不具有可责性。当各种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存在差异时，如何在实现审查标准客观化的同时关照到不同主体的差异。学界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借鉴了比较法或其他部门法的经验，特别是吸纳了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理，在应然层面上论证了主观要件在行政处罚中的重要地位。

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是在免予处罚之后规定了依法没收，从文义逻辑来看，此时的没收应当是处罚之外的预防性控制措施，[9]而预防性措施本就不需要关注主观状态。[37]《食品安全法》第3条提出了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工作要求，其中预防为主、风险管理主要指的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而本文所关注的进货查验制度主要属于全程控制的要求。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在行政处罚中满足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后（行为违反秩序），违法性（侵害法益）和有责性（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成立通常会比较容易。

尽管这可以被认为是主观归责的一种特殊的适用方式，但由于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在效果上其实与结果责任非常接近。第二，当适用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时，需要关注规范的具体内容，考察主观过错要件在具体情境下如何得以证明。

在考察食品经营者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当关注的不是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法律禁止经营者销售何种食品），而是进货查验义务的标准是什么（法律在采购环节对经营者提出了何种查验要求）。责任原理及其变迁主要面对的也是为何在行为人没有直接意图的情况下要进行非难性评价，以及如何对过失进行认定的问题。[32]这就是在食用农产品的销售者中区分了市场销售和个体销售行为，并基于能力和影响范围的不同，对后者设定了较低注意义务。第二，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相对较短，为不少于六个月，而一般食品要求不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则不少于二年。

[14]据此，责任源于道德义务，道德是内在主观的，具备自由意志的人，在故意或过失的支配下实施不法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是值得非难的。此处的逻辑是，如果企业在组织经营中能建立常规性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个案中某一工作人员的进货查验行为，应当能避免出现此种违法结果，或者至少能提高避免违法的可能性。

[30]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是指通过集中交易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等销售食用农产品的活动。[27]而如果填充规范和注意义务的规定均属于同一领域的行政法规范，基于规范目标的一致性，在适用时的对应关系则比较明确。

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予以指导。进货查验义务在其他条款中也可以是行为规范，即直接被法律设定为相对人应履行的义务。